11月6日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一批检察机关办理刑事立案监督案件典型案例。其中，披露了“孔某翔强奸立案监督案”。 被告人孔某翔，男，1999年10月出生，无业。 犯罪嫌疑人高某某，男，2010年4月出生，辍学。 2024年2月24日，孔某翔与高某某（案发时13周岁）共谋将被害人李某某（女，案发时11周岁）诱骗至宾馆。孔某翔提议玩转盘喝酒游戏，将李某某灌醉直至失去意识，二人先后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。当晚，被害人父母寻至宾馆找到被害人后报案，某公安局将留在案发现场的孔某翔、高某某带走调查。因被害人李某某仅指控高某某与自己发生过性关系，该局仅对高某某进行调查，后以案发时高某某依法不负刑事责任为由不予立案。 2024年3月11日，被害人父亲李某强以李某某被孔某翔、高某某强奸为由，向江苏省某市某区人民检察院（以下简称某区检察院）提出立案监督申请；该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经审查认为符合受理条件，予以受理。 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审查后认为，除未成年人高某某外，成年男子孔某翔也在案发现场，虽然被害人未指控孔某翔，但考虑被害人系未成年人且处于深度醉酒状态，不能排除被孔某翔侵害而不自知的情形。 对此，控告申诉检察部门联合刑事检察部门立即开展调查核实工作，查明： 一是孔某翔行为明显异常。通过询问被害人父母、调取宾馆视频监控和入住信息，查明在被害人被困于宾馆长达5小时的时间内，孔某翔只中途短暂外出，其余时间均在案发现场；结合孔某翔主动开房、带酒、提议喝酒游戏等一系列异常行为，孔某翔具有重大作案嫌疑。 二是孔某翔与高某某存在串供情形。通过调取高某某、孔某翔案发当晚及次日两份询问笔录，发现第一次询问时二人关于开房、拿酒的先后顺序、被害人来到案发宾馆的过程、高某某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等细节上均存在矛盾，但第二次询问时二人对案件细节的描述却高度一致，不符合正常记忆规律，存在明显串供痕迹。 三是公安机关未及时固定关键证据。本案中，公安机关已经确认存在未成年人被性侵的犯罪事实，却未收集现场遗留的避孕套等关键证据，未对案发现场的成年人展开调查。 某区检察院认为，孔某翔促成并利用李某某醉酒状态，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，涉嫌强奸犯罪。2024年3月18日，某区检察院向某公安局制发《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》，并建议该局提取孔某翔生物检材予以比对。 某公安局采纳检察机关监督意见并迅速开展侦查工作，最终在被害人胸部擦拭物中检出孔某翔DNA分型。后高某某、孔某翔供述二人共谋灌酒、实施强奸及多次串供的全部事实。 2024年3月21日，某公安局以涉嫌强奸罪对孔某翔立案侦查。侦查过程中，该局查明孔某翔还曾对另一名幼女实施两次猥亵、一次强奸未遂，与本案并案侦查。 2024年7月18日，某区检察院对孔某翔以涉嫌强奸罪、猥亵儿童罪提起公诉。 2024年12月25日，法院以孔某翔犯强奸罪、猥亵儿童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。对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高某某，检察机关将其送入专门学校接受矫治教育。 典型意义 （一）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，对案发现场所有在场人员特别是“在场成年人”应进行全面审查。在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，尤其是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结伙作案的特殊情形下，成年人往往会利用未成年人社会阅历浅、易被操控的特点，通过裹挟、指使未成年人参与的方式实施性侵犯罪，事后将罪责转嫁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，意图达到逃脱刑事处罚的目的。办案中必须坚持实质性审查理念，全面复盘全案卷宗材料、核实关键事实细节，对“在场成年人”事前行为是否异常、事中是否积极参与、事后是否串供等关键环节开展全面审查，综合判断“在场成年人”是否具有实施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观故意和客观事实，实现对利用未成年人实施性侵的恶性犯罪的精准打击。 （二）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，应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，准确把握此类案件特殊处置标准。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具有隐蔽性强、证据易灭失、被害人举证能力弱的特点，及时立案侦查是固定关键证据、查明案件事实的重要前提。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，应当严格落实“两高两部”《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》，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情形开展精准监督，全面固定言词、实物、电子、医疗等全链条证据，查清案件事实，夯实定罪根基，依法严惩性侵未成年人犯罪，筑牢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防线。 南方都市报（nddaily）报道 特别